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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梗阻在哪里-【新闻】刺酸模

发布时间:2021-04-20 13:16:31 阅读: 来源:离心玻璃棉厂家

农村改革的梗阻在哪里

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历时三年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在2003年第6期《当代》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安徽的3家媒体用6版整版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代》甚至在合肥市销售一空。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该作品深刻揭示了“三农问题”,直面农民兄弟的痛苦人生,触及了现实之痛,更因为此作的真实性。 但是,这样的现实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了,至少在数年前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农村的真实情况就露出了冰山之一角。但是之后怎么样呢?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山也还是那座山(农民负担沉重之山),梁也还是那座梁(干群关系这间之梁)”。对此,“很多专家谈农业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了;而知识分子研究课题时,很少把农业问题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于是只好由作家用文学语言写了篇经济学论文。于是善良的人认为,“只有作家是不够的(04/1/30中青报经济时评)”,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责任改变“三农”现状的人,就应该主动地去了解,去体验,去感受。 其实,“三农”问题真是没有李昌平、没有陈桂棣,人们都不知晓吗?非也。农村日益增多的集体上访事件给各级人民政府的冲击就不必说了;农民自杀率居高不下,更是“地球人都知道。”即使你常年累月都不到乡村去,但你多多少少会有农村的亲朋好友来串门;即使你没有一个乡村的穷亲戚,但只要你不闭目塞听,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都可能对你形成某种恶性刺激。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并非就两眼一抹黑。为什么直到有李昌平、陈桂棣们出来大声疾呼,人们才找了新的兴备点,才认定确及了现实之痛。所能解释的是,一则有不少人一直在恶意掩盖,二则更多的人对“三农问题”开始麻木不仁了。 所以,仅有《中国农民调查》是不够的。现在是着手解决的时候了,不能坐而论道。之所以行动迟缓滞后,皆因这些现实之痛实质是体制之痛。我以为“三农问题”的症结有三:一是农民供养的干部太多,县乡村三级的官僚机构太庞大,为了生存,为了人头费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虽然现在税费改革了,明的负担减轻了,但******暗的邪的明显增加了。因为不如此,就难以维持庞大机构的开支和运转。二是乡村政权的管理职能异化,早已从管理服务脱化为“一要钱(税费)二要命(计划生育四项手术)”,一味地索取,一味的威逼,使干群关系从鱼水相洽进化到了水火不容。三是基层干部的任免权限错位,仍然由组织部门任定,农村群众对于乡镇干部的任免没有一点儿发言权。所以乡村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总想着要取悦于上级,要取得政绩,很少会考虑到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于是可以铲掉已经成熟待收的庄稼去搞什么调整;强占农民的土地去搞开发,给农民的补偿却少得可怜,几乎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于是,矛盾未免激化起来,农民兄弟无力反抗,只好以死相争,结果是死了也白死,白死仍有人死,因为生不如死,只有死路一条。 但要改革农村现行的管理体制,就要涉及千万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就会使一些既得利益者从源头上受到剥夺,更因为弄得不好,可能还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不安定。但比起亿万农民群众的利益,比起农业农村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稳定也说,前者似乎微不足道。可为什么会行动迟滞,不仅因为这将是一场利益的大革命大调整,更因为这种改革是需要县乡村三级的自身改革,是一种自我权益的剥夺。可如果没有体制上的根本改革作保障,只靠各级的自觉自愿,显然力不从心,显然缺乏应有的动力支持。精简机构,扩大农民的自主权,推动县乡干部的直选,最终让农民群众决定干部的任免,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定位,从对上负责转向对人民群众负责,届时,“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信,咱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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